亲密关系案例研究：拉康视域下的武则天与李治
摘要：本文旨在超越“女帝篡权”或“夫妻共治”的传统史学与文学叙事，借用雅克·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，对武则天与李治的伴侣—权力关系进行结构性解剖。本文将论证，他们的关系是帝国“象征秩序”核心一场空前绝后的拓扑学实验。李治并非软弱的丈夫，而是武则天得以僭越性别符号、最终抵达“天子”能指位置的关键性“他者”与镜像；而武则天则是李治主体性中那个被压抑的、强硬的“父亲之名”的外在化投射与替代性执行者。他们的结合，在“性关系不存在”的法则下，上演了一幕欲望与权力在皇权“大他者”宝座上的残酷双人舞。武则天通过李治这个“阳具能指”的持有者，进行了一场惊世骇俗的符号性身份盗窃与重构，最终将自己从“他者的欲望对象”（嫔妃、皇后）转变为“欲望的终极主体”（皇帝）。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在父权象征秩序的极致中心，性别、欲望与权力之间的动态绞杀与诡异共生。
引言：从宫闱秘史到象征秩序的内爆
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的关系，被重重包裹在“狐媚惑主”、“牝鸡司晨”的儒家道德话语与后世演义之中。拉康的理论提供了一把利刃，剥开这些表层叙事，直指驱动这对帝后关系的无意识动力与符号性操作。
在拉康的体系中，“父亲之名”是象征秩序的核心，代表律法与权威。皇权是“父亲之名”在尘世的终极化身，其能指——“天子”——在结构上是男性化的、菲勒斯中心主义的。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，本质上是两个主体围绕这个至高能指展开的一场复杂博弈：一个（李治）是法定的持有者却受困于身体的软弱与性格的犹疑；另一个（武则天）拥有强烈的统治欲望与政治才能，却因性别被排除在符号系统之外。他们的关系，成了象征秩序内部一次危险的“症状”爆发，一个试图用实在界的身体（女性）去占据一个排斥她的符号位置（天子）的极限实验。
第一章：李治作为“他者之镜”与“菲勒斯能指的通道”
1. 镜像与认同：从“才人”到“皇后”的攀升 初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，在象征秩序中处于一个模糊而边缘的位置。李治的出现，成为了她认同与欲望的关键他者镜像。拉康认为，欲望是他者的欲望。武则天早期的欲望，并非直接指向皇权（那对她而言是不可思议的），而是指向成为李治这个“天子”的欲望对象，并通过成为他欲望中那个最特殊、最有力的对象，来获得权力。从感业寺回宫，到“废王立武”，武则天每一步的攀升，都紧密依赖于李治的欲望与授权。李治是她进入权力核心场域的唯一合法符号性通道。在这个阶段，她必须完全内化并扮演好李治欲望中的理想女性形象——既是柔情的伴侣，又是得力的政治助手——从而在想象界与他构建一种特殊的融合，为后来的符号性僭越埋下伏笔。
2. 症状的显现：李治的“头痛”与武则天的“代行” 李治因风疾导致的“头痛欲裂”，以及由此产生的理政困难，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实在界事件。身体的疾病（实在界）侵蚀了天子履行其符号功能（象征界）的能力，造成了皇权能指与其实在承载者之间的断裂。这一缺口，成为了武则天行动的合法性裂缝。
武则天“时时令后决之”，并非简单的“干政”，而是扮演了一个补充性、替代性的“父亲之名”执行者的角色。李治的疾病，像一种无意识的“邀请”，将武则天从后宫（私人领域）召唤到前朝（公共象征领域）。在此，拉康关于“症状是主体欲望的真相”的论断得到印证：李治的疾病与依赖，或许正是其无意识中对于强硬统治角色（一个他无法完全承担的“父亲”角色）的拒绝与转让。武则天则成了他无法言说的统治欲望的外在化症状与代理人。
第二章：武则天的符号性僭越与“天子”能指的重构
1. 从“皇后”到“二圣”：对二元性别符号的挤压 “二圣临朝”是中国政治史上一个极其罕见的符号性时刻。它打破了“天子—皇后”这一传统性别化权力二元结构。武则天不再仅仅作为“内助”，而是与皇帝共享“圣”这一至高符号。这并非平等的分享，而是一种符号性入侵与拓扑学扭曲。她通过李治这个媒介，将自己的能指强行嵌入了原本纯粹的男性化象征序列。此时的朝廷，呈现出一个拉康式的诡异画面：一个生理女性，通过一个生理男性的授权与共谋，占据了“父亲之名”的部分能指功能。这已经动摇了“天子”能指的性别纯粹性。
2. 称帝与改号：对“大他者”的终极盗窃与重写 武则天称帝，改唐为周，这是对拉康“象征界”最彻底的一次挑衅与重构。她完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符号性身份盗窃：
- 盗用“天子”能指：她直接占用了那个本属于男性的终极符号。
- 重构起源神话：利用佛教《大云经》称其为弥勒转世，是试图创造一个属于她自己的“大他者”叙事源头，以替代儒家父权谱系，为自己的统治提供符号性根基。
- 发明新字与新名：如“曌”字，是试图在语言（大他者的领域）层面打上自己的烙印，创造一个能指与所指完全合一（如日月当空，普照万物）的完美自我镜像，这近乎一种造物主般的符号学野心。
在这一过程中，李治早已去世，但他的符号遗产（唐朝的法统、她作为皇太后的身份）以及他们的儿子（李唐血脉），既是她必须克服的障碍，又是她权力过渡中无法完全摆脱的符号性垫脚石。她最终站在了“大他者”的位置上，但这个位置因为她生理性别的“异常”，而始终充满裂隙与不安。
第三章：欲望的僵局与实在界的复仇
1. “性关系不存在”的皇权版本：双头统治的悖论 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，即使在最和谐的“二圣”时期，也深刻体现了“性关系不存在”的政治版本。不存在一个天然的、和谐的“帝后共治”公式。他们的权力分配始终处于动态的紧张与协商中。李治晚年试图废后失败，证明了武则天已经从一个依赖“他者欲望”的客体，成长为一个拥有自身欲望逻辑、并能反向制约他者的主体。他们的“共治”，是两种不同欲望模式（李治的儒家君主欲望与武则天更个人化、更具扩张性的权力欲望）在同一个符号框架内的勉强并存与相互利用，而非融合。
2. 继承者的困境：符号链条的断裂与缝合失败 武则天最大的悲剧，是她无法解决欲望的传递问题，即继承问题。在拉康看来，欲望需要通过能指链传递。武则天称帝，中断了李唐父系能指链的直系传递。她面临一个无解的矛盾：传位给武家侄子，能延续“周”的国号，但割裂了母子血缘的实在界联系；传位给李姓儿子，能维系母子实在界联系，却意味着她亲手缔造的“大周”符号系统的自我否定。
这一困境是她符号性僭越的内在代价。她可以暂时占据“父亲”的位置，却无法在象征秩序中建立一个以女性为起源的、可持续的能指传承系统。最终“神龙政变”及还政李唐，是象征秩序（父权宗法）对这次空前女性僭越的一次强力回调与“复仇”。她的无字碑，可以解读为对这种符号性困境的终极回应——一个空的能指，将一切意义交给“大他者”（历史、后世）去填充，本身承认了其一生事业在符号层面最终无法被完美定论的巨大悖论。
3. 身体的衰朽与权力的褪色：实在界的最终胜利 与所有统治者一样，晚年的疾病与衰朽（实在界）最终侵蚀了武则天的权力意志。被迫退位，移居上阳宫，标志着那个曾经强大到可以重构符号的主体，最终被无法符号化的肉体消亡过程所征服。实在界以最平等、最残酷的方式，宣告了任何符号性权力（即使是女帝的权力）的暂时性与有限性。
结论：僭越者的足迹与象征秩序的弹性
通过拉康的视角，武则天与李治的关系是一部关于欲望、符号与性别界限的史诗级戏剧。
李治作为武则天权力之路的关键“他者”与镜像，其作用复杂而矛盾：他既是她上升的阶梯，也是她始终需要面对和利用的“父亲之名”的合法化身。他的软弱非但不是缺点，反而成了武则天欲望得以显现和实现的结构性缺口。
武则天则完成了一次在父权象征秩序核心的极限冲浪。她展示了欲望如何能驱动一个主体，利用既有符号系统的裂缝（李治的疾病、皇权运作的模糊地带），进行惊世骇俗的符号性挪用与重构。她的成功，短暂地证明了性别并非符号身份的绝对宿命；她的最终困境（继承难题）和身后的符号回调（复唐），却又深刻地揭示了既有象征秩序（“大他者”）那强大的弹性与排异能力。
他们的故事，最终昭示了一个拉康式的真理：个体可以极端地挑战和扭曲“大他者”的规则，甚至暂时占据其中心位置，但“大他者”本身作为一个结构，总会以某种方式（通过继承危机、通过历史书写）重新主张其权威，并将挑战者的痕迹吸纳或贬抑为一段“例外”的传奇。武则天在无字碑上留下的空白，正是这场人与符号、女性与父权、欲望与律法之间永恒搏斗的、一个沉默而恢弘的纪念碑。